人生中，从幼年到青壮年是第一次独立的阶段。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衰老再次将人击倒。这不仅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也象征着原本自我独立的人，逐渐面对失能、失控、失速的现实。面对健康、精力和记忆力的直线下滑，老年人们变得越来越沉默。但他们的需求依然存在。然而，数字鸿沟如今正横亘在老年人与时代之间。对于年轻人三分钟可以完成的操作，老年人们却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学会。他们需要经历反复确认、自我怀疑与快速遗忘，才能掌握手机中的每一个数字、按键和操作步骤。最近，《我们这5年》这部纪录片记录了老年人与衰老的抗争：一些老人为了不麻烦子女，重新走进课堂学习手机；一些老人在五年间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困境，还向更多的老人提供了帮助；还有人在项目中成长，重新审视自己与年迈父母之间的关系。借助教老人学手机的桥梁，老年人们完成了人生中艰难的第二次独立。每日人物与这些老人们交流、学习、生活，最终发现，衰老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处境，关键在于选择如何面对它。
记忆之柜
在蓉姐的家里，摆放着一座巨大的展示柜。
现年74岁的蓉姐每天早晨6点半准时起床，开始她日常的任务，清洁展示柜。她将任务细分，比如今天擦一层抽屉，明天擦一块玻璃，考虑到她目前的身体状况，这样的任务可能需要一整天的时间。
这个展示柜对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，因为它装满了她几十年来的珍藏物品——学生时代吹过的口琴、女儿小时候练过的手风琴、市面上已难觅的古老藏书……柜子里封存着她尚未消逝的记忆。
她盘起的灰黑头发和细致扎起的丝巾，再加上一件橘色的外套，使得她看起来年轻许多，很难猜出她的真实年龄。然而，许多衰老的迹象只是被她隐藏起来，黑发每个月染一次，而橘色外套则是因为身体发胖穿不下其他外套才被拿出来穿的。
由于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，她只能在身体状态尚好的时候每天做一点清洁工作。当身体不适时，家里的地板常常一个月都难以擦拭一次。蓉姐十分讲究清洁，过去她无法容忍地板有一点灰尘，而现在只能无奈地看着灰尘在地板上逐渐积累，就像衰老一样慢慢侵袭她的生活。
只有当女儿从外地完成工作，回到北京时，地板才能得到一次彻底的清洁。
衰老常常意味着社交活动的减少。蓉姐曾热爱旅游，但在70岁后，她已不再喜欢远行，腿脚不便，走几百米就感到疲劳。如果路上没有座椅，她会感到非常困扰。羞愧心也是一个因素，她总是担心如果走不动了停在路中间休息，路人会如何看待她？
挑战的年龄
随着年龄增长，曾经轻而易举的事情如今变成了艰难的挑战。比如出门，年轻人可以轻松使用手机导航或者网约车，但对于像蓉姐这样的老人来说，手机上的功能越复杂，他们要跨越的障碍就越多。
年轻时，蓉姐习惯随手招呼的士，但现在这一招已经不灵了。有一次，她去姐姐家，本来可以留宿一晚，但因为独立的习惯，还是选择了回家。结果，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大雨，她试图招手上车，但在雨中等了40多分钟也没有车停下来。最终，她只好坐上了公交车。
同样面对数字化的挑战，曾经独立自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——他们终将成为最需要帮助的那个人。
就像70岁的李九来老人一样。他曾是一名军人，在非典时期甚至冲在了一线。然而，在武汉疫情期间，他却成了最无助的人。他不懂上网，不会扫码，也不懂如何团购，还在使用着老式手机。因为无法订购食物，吃饭成了一个大问题。于是，他只能用一根竹竿来敲邻居家的窗户，请求帮助。当邻居们通过手机为他们订购了食物后，李九来再用绳子将食物提上楼。
由于没有智能手机，李九来经常无法及时收到通知。一次，他被拍到在外面散步，照片被传到了网上，引发了网友的谴责。然而，他却对此一无所知，直到邻居告诉他才得知这场风波。最终，他向大家道歉：“我深感抱歉，我违反了规定。”
代价的显现
衰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远不止于此。
这是一个残酷的倒退过程。在我们年幼时，我们学会了走路、说话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变得越来越独立，收获了爱与尊严。然而，当我们步入老年，过去那些习以为常的能力开始失去控制。人的独立性也随之逐渐瓦解。
如今，互联网产品对我们生活的全面控制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过程。
在70岁之前，蓉姐还没有真正感觉到自己的衰老。
直到两年前，蓉姐去医院检查出患有宫颈癌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起初，她不敢告诉女儿，直到医院通知她住院手术，她才向女儿透露了消息。她接受了三次手术，最后一次是直接摘除子宫。有两次，女儿都放下手中的工作赶回家，出院后，女儿又在家照顾她12天，每天都为她准备馄饨、鱼汤。
相对于整个人生，12天似乎只是一瞬间。但蓉姐觉得这段时间太漫长了，漫长到她觉得自己成了一种负担。
以前，蓉姐家里有八个姐妹轮流照顾瘫痪的母亲，每周轮流照料，还能有一位姐妹闲暇。但现在，她唯一的女儿只能独自承担这个责任。从那时起，蓉姐开始格外留心自己身体上的任何小毛病，她担心小毛病最终会演变成大问题，让女儿再次为她操心12天。
同样担心成为孩子负担的吴秀敏今年已经过了八十岁，她住在北京四环外。出门看病时，吴秀敏只能通过电话叫女儿帮忙叫车，在上车点等候时她不敢走动一步，必须等待女儿告诉她车牌号和到达的时间。
由于难以记住车牌号，等车的时机也很难掌握，为此吴秀敏不得不站在那里晒太阳、吹冷风。
连打车都做不到，吴秀敏更加责备自己。她更关心的是如何让女儿不再担心自己。以前她乐于助人，但现在，她觉得自己“连手机都不会用，成了最无用的人”。
面对失去至爱后，蓉姐经历了人生中最孤独的时刻。2006年，丈夫去世后，蓉姐很少与人分享内心的感受。她开始拼命加班工作，为工厂写调研报告、检查纪律。
生活的混乱反映了她内心的彷徨。有时，侄女来照顾她并住在家里，她甚至没有意识到侄女的到来。大部分时间，她感到心情沉重，但她从不向家人和孩子们表露，直到妹妹带她去看医生并开了药，她才意识到自己患上了抑郁症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问题增多，出门变得更加困难。和朋友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，外出的目的大多是去医院做检查。熟悉的抑郁情绪再次降临到她身上。
有时，蓉姐身体不舒服，她暗自幻想是否可以吃安眠药来结束一切，这样也不会给女儿和其他人带来麻烦。
跨越鸿沟的挑战
在北京朝阳区世茂奥临社区的贝壳公益社区手机课堂，每天早上九点半，一群年迈的老人们涌入，他们头发花白，但目标却是一致的——学会使用手机。
对于年轻人来说，简单的填写验证码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，但对老年人来说，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。
吴秀敏是近期加入手机课堂的新学员，她正在努力学习如何使用高德打车和通过114小程序挂号。然而，即使按照讲师的指导逐步操作，吴秀敏在第一步就遇到了困难。
挂号需要输入验证码，但即使输入了手机号，她也不知道如何找到刚刚收到的验证码。复制粘贴的概念对她来说陌生，而从信息弹窗中找到应记下的验证码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对年轻人来说不值一提的细节，对老年人来说可能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。
学习过程中的挫折常常伴随着强烈的自我否定和怀疑。
除了不断出现的新问题，老年人普遍存在着学过就忘的情况。在学习手机操作时，吴秀敏频频自责自己“老了”、“太笨了”，刚刚学会的步骤下一秒就可能忘记。
她需要不断退出重新开始，重新学习刚才的操作步骤，但每次退出后她都会忘记上一步的操作。对于年轻人来说只需要一分钟就能完成的操作，吴秀敏却需要花费一个小时，而课堂结束后，如果不立即使用这些操作，她很快就会忘记。时间对每个人来说并不公平。
岁月记忆
蓉姐依然清晰地记得年轻时学过的俄文，就像记得自己的名字一样。小时候，她热爱画画，凭借自学成为了厂子里的画师高手，引起了领导的关注和重视。
然而，如今这些引以为傲的学习能力在学习手机上却遇到了挑战。记忆力的衰退让她经常把急救电话记成了112，刚学过的手机功能如果不经常使用，就很容易忘记。
去年夏天开始，手机课堂的讲师金碧文成了蓉姐的依靠。金碧文是一位链家经纪人，她和其他贝壳经纪人志愿者一起教老人使用手机，帮助他们重新掌握生活的控制权。一次，蓉姐找不到手机相册，急得给金碧文打电话，金碧文很快赶到家里帮她解决了问题。从那以后，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，孤独的蓉姐也让金碧文想起了远在福建的母亲。
还有一些老人发现，学手机似乎永远也学不完，越学越多的难题等待着他们。比如，曹刚，五年前加入手机课堂是为了更好地在社区做志愿者工作。然而，随着学习的深入，问题也随之增多。如何打车、制作影集、剪辑视频等问题时刻困扰着他。
相比之下，曹刚更愿意向手机课堂的讲师寻求帮助，而不是问孩子。他觉得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有自尊心，因此更愿意向讲师请教。随着参加几次课程，他变得更加勇于提问，享受着学习的过程。
在战胜学习手机带来的挑战时，耐心是最重要的武器，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。
作为贝壳公益手机课堂的老师，吴淑萍见证了老年人们的成长和进步。在过去的5年里，她不断更新了40多个版本的教材，根据学员的不同基础，课程内容也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课程扩展到更高级的影集制作、视频剪辑等内容，一切都是为了帮助老人重新获得独立性。
为了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理解手机课程，她创造了一套老年人易懂的“手机黑话”，比如将“放大镜”称为搜索功能，“小扇子”表示无线WIFI，“小齿轮”代表设置功能，“开门”意味着允许加入群聊或添加好友权限，将视频剪辑比喻为在菜板上切菜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吴淑萍成为了所有学员心中的“淑萍老师”，这个称号代表了可信赖、耐心和乐于助人。
这种独立意味着真正的相互尊重。每天早上10点半，除了春节，吴淑萍的闹钟会响起，她会给各个群的老人发布“每日一答”，这是她为了解决老人们常遗忘的问题而制作的图文攻略。
同样，每天早晨，吴淑萍也会收到不同老人的问候：“早上好”。
直到有一位阿姨亲口告诉她，她才意识到，这种似乎不起眼的行为对老人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仪式感。这是一种默契的打卡，告诉其他人，他们今天还活着。因此，这也是老人们赋予她的莫大信任的体现。
再次独立
老年人们在互联网时代曾经感到世界变得狭小，但如今他们重新找回了独立的机会。
蓉姐学会了使用手机后，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现在，她出门的半径不再由步行距离来决定，而是由打车费来计算。
去最近的银行来回需要步行4000步，而打车只需支付起步价；去最近的医院，在高峰时段打车费是40元，中午则只需19元，所以她常常选择中午去医院；去牛街参加妹夫的葬礼，打车费要50元，虽然妹妹原本不希望她打车，但走了5个公交站后她已经累得不行，最终还是选择了打车回家。
尽管她的身体不再允许她去远处，但学会了使用手机后，蓉姐的世界在虚拟空间中得到了拓宽。她组织了一场发小之间的聚会，在景山见到了几十年没见的发小们。尽管大家各自结婚、工作后渐渐失去了联系，有的搬到了新疆，有的去了内蒙，但在景山的重逢让他们再次热情相拥，共同回忆往事。
回到家后，蓉姐翻看着相片里熟悉又陌生的面孔，每天熬夜到两点，制作着发小们的电子影集。这些都是在手机课上学到的。蓉姐对此感到非常开心，因为这是为了庆祝几十年来的第一次重逢。
老年人们通过学会使用手机重新找回了独立的机会，开启了二次独立的生活。
在手机课堂重新当学生后，蓉姐常常会勾起小时候的记忆。她记得小时候在西单剧场过队日的情景，当时80多个孩子一起进场入队，胸前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，一起观看着儿童电影《五彩路》。
曾经，她对时间的流逝感到遗憾：“感觉时光飞逝。”但如今通过手机，她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过队日的活动。70多岁的老小孩们聚集在北海公园，统一戴上红领巾，在湖中划船，嘴里唱着“让我们荡起双桨”。
这一刻，所有的老人都像孩子一样开心。蓉姐笑着说：“只要戴上红领巾，我就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孩。”
一些老人通过手机追寻着过去的记忆，而另一些则在当下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。
五年过去了，现在曹刚的身份发生了转变，成为了贝壳公益手机课堂中的“银发志愿者”。以前，他过着一天算一天的生活，但现在，他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新的一周的到来。周一到周三，他是手机课堂的志愿者，周四上午是长庚医院的志愿者，下午又回到手机课堂。到了周末，孩子们会回来看他。
以前，他和老伴在家里总是无所事事，经常吵架，但现在他的生活变得充实起来。
“成为志愿者后，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，还有人可以聊聊天，现在住在楼房里，社区居民互相陌生，但参加活动后，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。”每堂课结束时，曹刚站在教室门口为学员们送行，他最大的成就感是，学员们除了向课堂讲师表示感谢外，也会向他表示感谢。
就像这样，老年人们为了重新获得独立，拿起手机踏入课堂，重新找回了过去失去的关系、秩序和价值。
过去五年间，贝壳公益在全国60个城市组织了12543个手机公益课堂，为老年人提供了超过4.7万节手机培训课，受益人数超过76万人次。与此同时，老人手机课堂也正在逐步从线下向线上转变。在最近一年里，每周三下午两点半，吴淑萍还担任了贝壳公益视频号直播间的主播。这意味着她将成为更多老人的导师。
作为“我来教您用手机”公益项目的核心推动者之一，吴淑萍不仅见证了老人们如何通过手机走向独立，而且在见证老人们慢慢实现独立的过程中，也收获了自己的成长。
尽管吴淑萍本身性格急躁，但在这五年的项目中，她培养出了对老人们无限的耐心。在加入“我来教您用手机”公益项目之前，家人经常会因为不懂手机而向她求助，而那时的吴淑萍大多数时候只是拿过手机直接解决问题。
但现在，随着她接触的学员越来越多，她也越来越理解了自己的父母。无论老人们过去在各行各业取得过多大的成就，现在他们都有了相同的身份。就像小时候父母教导她一样，吴淑萍变得更懂得给老年人更多的耐心和细心。
现在，吴淑萍总是一次次地鼓励他们：有问题就要勇敢地问，不要因为害羞而不敢说出口。
然而，无论他们学会了多少技能，参加过多少手机班，蓉姐始终是蓉姐，她的初心永不改变——她希望减轻女儿的负担。如今，她开始计划将自己送进养老院，同时学习绘画、吹口琴、弹奏手风琴，还希望能够教其他老人像她一样运用智能手机。
有人曾担心过她，担心在养老院中，每天都有人“离开”，会让她感到沮丧。但在74岁的这一年里，经历了身边亲人的离世，她也开始能够坦然地笑着说出“死亡”。
现在，她更多地思考的是，如何在晚年实现更大的价值——这正是她经历了二次独立后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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